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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窗雜記之再看風水
竇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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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楊利偉乘著神舟號飛船到宇宙空間逛了一趟回來了，人民大會堂里卻開了個“國際易學家”們的會，大吹了“風水術”，而且聽說還有人建議把風水術拿去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如果竟真的如此照辦，那么，以后編辭書的時候，“出洋相”這一條就有了最恰當?shù)睦恿恕?br />
記得十幾二十年來，我曾經對“風水術”說過幾次大不敬的話，承蒙“學院派風水大師”不棄，拿我當做“不學無術”的樣版，時時予以指教。為答謝那些指教，我多次掙扎著看一些風水術數(shù)的“原典”，每次下鄉(xiāng)，也都不忘向村子里的陰陽先生和坐在墻根曬太陽的父老們求教。但因為缺少“慧根”，冥頑不靈，一直沒有體會到“頓悟”的暢快，反倒把風水術數(shù)越來越看扁了。
那些風水術的“原典”，雖然荒唐，但有一些還不失蒙昧的樸實。在強大的社會力量和自然力量之前，軟弱無力，束手無策，只得“聽天由命”的人們，在風水術數(shù)中表達了追求好一點的生活狀態(tài)的愿望，也能教人感動。
但是，當今的一些“學院派風水大師”，動用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宇宙氣揚”的“科學”以及綜合天文、地理、生態(tài)、地質、環(huán)保、心理、倫理、建筑設計、聚落規(guī)劃、人居環(huán)境等等當代最先進學術思想的智慧，卻只教人覺得滑稽，想用一千年前最富有想像力的詩人蘇東坡的話：“不知人間學府，今夕是何年？”
人民大會堂的盛會，有什么學術成果，我不大清楚，也無從打聽，且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再領教。不過近來看了一套十分權威的中國建筑史的大部頭書，其中第四卷有專門講風水術的一節(jié)，覺得在現(xiàn)在這個風水術又要出風頭的時刻，不妨介紹出來給大家看看。這卷書出版于2001年，這一節(jié)專論大約算得上是“學院派風水大師”們比較新的成就了罷。
這一節(jié)“風水”，重要的當然是對風水術的基本定性和評價。且看它是怎樣定下來的。“風水凝聚著中國古代哲學、科學、美學的智慧、隱含著國人所特有的對天、地、人的真知灼見。有其自身的邏輯關系與因果關系，……它們不是迷信或原始宗教信仰，只不過以神諭或信仰的面目出現(xiàn)而已。”“風水把中國的古老哲學、科學（特別是天文學、地理學）引入建筑，充當著中國哲學、科學與建筑的中介。但在引入的過程中卻摻雜著大量的巫術，從而賦予中國建筑以特有的哲理意趣與巫術氣息�！薄帮L水作用下的中國傳統(tǒng)建筑同樣體現(xiàn)著中國古老哲學、科學、巫術禮儀的混合特征。因而風水在建筑學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與價值�！薄霸谀撤N意義上說，最初的有關風水理論的書籍便是最早的中國建筑理論書�！薄帮L水在古代特定條件下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許多優(yōu)秀成果，仍可作為今天吸取建筑創(chuàng)作養(yǎng)分的典范，有著永恒的價值……”
看到“以神諭式信仰面目出現(xiàn)”的“摻雜著大量巫術氣息”的風水術有這么重大的“永恒的價值”，我們的院士們、大師們、博導們恐怕要面紅耳赤，悔不該當年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苦攻讀現(xiàn)代科學了罷。——唉！
但是，且慢點兒后悔，在整整十二頁十六開的篇幅里，那位作者竟一點都沒有論證風水術的“巫術”，也沒有論證它的“科學”和“哲學”，因此，他也沒有論證為什么風水術“有著永恒的價值”。我現(xiàn)在遇到了二十年來一直遇到的困難，面對的原來是“無物之陣”。但話頭既然已經提起，也就只好說下去了。春節(jié)假期，閑著也是閑著。
在那一節(jié)“風水”里，作者介紹了形法（江西形勢宗）的主要內容，即“覓龍、察砂、觀水、點穴”。行文很簡約，沒有一句涉及科學、哲學、美學，也沒有一句涉及巫術。例如“覓龍”一段里講到“觀勢喝形，定吉兇衰旺”，這本來是一個可以論證一下風水術究竟是巫術還是科學的問題，但作者只說：“所謂喝形就是憑直覺本能將山比作某種生肖動物，如獅、龜、蛇、鳳等，并將生肖動物所隱喻的吉兇與人的吉兇衰旺相聯(lián)系，……借助動物與自然建立關系從而確定人的居住位置�！逼查_巫術、哲學和科學不論，列位看官，你們什么時候聽說過獅、象、龜、鳳是“生肖動物”？六十多年前我讀中學的時候，大家開玩笑叫跑得慢的同學是屬鴨子的，現(xiàn)在一個甲子過去，沒料到又出了屬獅、象、龜、鳳的了。再說，什么時候有過生肖動物隱喻吉兇的說法呢？
說完江西派的形法，作者又說福建派的理法。理法是一個師傅的一個傳手，連陰陽師們自己也弄不清、玩不轉的，所以基本上衰退了，只剩下一些符咒掐算之類，被形法派陰陽師拿來裝神弄鬼。作者寫道：“福建派注重的是卦與宅法的結合，用以推算主人兇吉，有較濃的巫術成分”。然后，作者列舉了“八宅周書”、“紫元飛白”、“陽宅三要”與“陽宅六事”幾種理法。前兩種都是以主人的命相和宅的坐向、卦位來推定某宅于某人是兇是吉的。至于第三、第四種，作者說，就是以房、門、灶為主要元素或者以門、灶、井、路、廁、碓、磨為主要元素進行住宅布置的，“頗似于今天的住宅平面布置。”然后，作者說，這“三要”和“六事”，“可追溯至古代原始崇拜中的五祀”。其實，列位看官在講“五祀”的《禮記》和《白虎通》里，無論是原文還是鄭玄注，都找不到類似于住宅平面布置或者可以教人聯(lián)想到平面布置的話。
作者在這一段的最后著重地說：“總之，理法中雜有大量的玄虛荒誕的內容，但也不能將之全部歸結為迷信�！睘槭裁础安荒堋蹦�？有“哲學”嗎？有“科學”嗎？是生態(tài)學、氣象學、環(huán)境學、天文學、地質學還是“宇宙氣場”、“粒子流”？作者竟“不著一字”，可惜并沒有“盡得風流”。
所以，無論是從作者對形法還是對理法的介紹上，讀者都根本不可能理解為什么作者在后面能得出風水“充當著中國哲學、科學與建筑的中介”的結論，而而且憑什么質問“誰不會對風水發(fā)出由衷的感嘆？”
或許這種評價是從這節(jié)風水的第二部分里引出來的，這部分里作者舉出了兩個風水術的“成功”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明光宗的慶陵的選址。慶陵在營建過程中改變了布局，作者引用大學士劉一燝的話說：“新寢營建規(guī)制……形家以為至尊至貴之妙，不可剝削尺寸。”作者感嘆道：“我們今天考察十三陵，其四周山嶺環(huán)抱氣勢雄廣，不得不佩服風水選址的成功，及建筑與環(huán)境藝術運用得無與倫比的高超。”但是，明光宗于1620年即位，當年死掉，慶陵是熹宗天啟年間完成的，二十來年之后，崇禎皇帝就在煤山東麓的“歪脖子樹”上吊死了。誰都知道，皇帝陵寢選址布局的“成功”與否，決定于它的風水是不是有利于“國祚綿長、世代罔替”，“至尊至貴”的子子孫孫們能不能一個個安坐在御座上“君臨天下”。而這位作者所“不得不佩服”的“風水選址的成功”是“山嶺環(huán)抱氣勢雄廣”，完全是文不對題，可以說和萬歲爺們“不一條心”罷。
第二個例子也是文不對題。皖南黟縣的宏村，原來村里沒有河，明初永樂時候，聽風水師建議在村子中央挖了一個大大的水池叫月塘。認為這樣就能“定主甲科，延綿萬億，子孫千家”。一百五六十年之后，萬歷年間，又因為只有“內陽之水”還不足以保佑子孫逢兇化吉，于是在村子南側又挖了一個南湖，作為“中陽之水以避邪”。事實很明白，挖月塘是為了子孫繁衍，而且多中科甲，開南湖是為了避邪。那么，風水術是否成功，就得看人口情況和科名情況了。但這位作者卻寫道：“月塘之水順流而下，筑堤圍成南湖，不但增加了貯備水量，也點綴了村景，成為村中最美的游息地。兩塘之設，一舉多得，十分成功。”又一次自說自話！
此成功非彼成功，兩個例子，都是作者把自己的成功強加到陰陽師的頭上，如此寫作，實在是太草率、太隨意了。用這種“方法”，可以論證任何東西的“永恒的價值”。而且，作者眼中的“成功”，在兩個例子里都主要是視覺效果，這是當今一般建筑師典型的價值觀，既說不上“科學”，也說不上“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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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jié)“風水”，第二部分的標題是“風水對明代建筑的影響”，只提時代，是因為它是一套五卷本煌煌大著的第四卷，寫的是中國元明兩代的建筑。這部分的第一條，叫“對選址的影響”。這個題目是“學院派風水大師”們無一例外地都最愛寫寫說說的，有時候，大師們甚至把選址當作風水術的全部，并且根據(jù)這一點來評價風水術的天文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環(huán)境學、景觀學、地質學、生理學、心理學和“宇宙氣場”、“粒子流”等等“科學”、“哲學”和“美學”的“偉大成就”和“永恒價值”，當然不限于明代。
在這部書的這一節(jié)的這一部分的這一條里，作者寫道：“相地選址一直是風水術的主題和首要使命，”“不僅村落受風水控制進行選址，城市選址大多也參考風水的原理�！�
這種“選址觀”是違反起碼的常識的。古人，老祖宗，給村落選址是為了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來，選址的首要條件當然是看這塊地方是不是有支持他們和子孫們生存的條件，而不是“四靈守中”、“來龍翔舞”或者“建筑與山水間的和諧，”更不理會“現(xiàn)代格式塔心理學告訴我們”些什么。
農耕文明時代，農民最懂得他們需要什么樣的生存環(huán)境。在村落選址上，他們遠比陰陽師和“學院派風水大師”要聰明得多。
浙江省蘭溪市永昌鎮(zhèn)的《趙氏宗譜》在“序”里感謝老祖宗選址的眼光，說永昌鎮(zhèn)（從前是村）“田連阡陌，坦坦平夷，泗澤交流，滔滔不絕”，這便是說耕地廣闊，水源豐沛。有水有土，就活得下去。接著說，永昌“山可樵、水可流、巖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觀、田可耕、市可易�！睙o論是生產還是生活，永昌的環(huán)境都是夠優(yōu)裕的了。這篇“序”寫出了在廣大農村里實際被普遍遵循的聚落選址的基本原則。
福建、廣東一帶的丘陵地區(qū)，水澆田比較珍貴，所以許多村落都擠在山腳臺地上，讓出一個個小盆地中央水源充足的好田供農業(yè)生產。反過來，村落里也可以少一點潮氣，利于健康。例如福建省福安縣的樓下村和廣東省梅縣的僑鄉(xiāng)村（原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
浙江省一些農村的選址，除了看水看地之外，還要測一測土壤的優(yōu)劣。方法是在初步看中了一塊有水有地的新址之后，春天再去種一點五谷，如果連續(xù)三年都生長茁壯，籽粒飽滿，就是好地方。浙江省永嘉縣的林坑村和理只村就是這樣選定的。
相似 的辦法是，冬季大雪之后去觀察，看哪一處雪融化得早，早的便是好地址。雪融得早，說明地溫比別處高，日照充足，地表含水量低，在過于潮濕的南方，比較干燥的地方就少一點疫病。謝靈運的次子在永嘉縣找到蘭臺山下建鶴垟村就是用的這個辦法。
除農業(yè)以外的各種經濟活動也會是聚落選址的決定因素。例如永嘉縣楠溪江上游的上坳村，位于一條很陡的山嶺的北麓，終年不見陽光。它面對黃山溪，基地很狹窄，耕地都零散在溪北的溝溝岔岔里。黃山溪經常發(fā)山洪，一發(fā)起來，村里水深數(shù)尺，為害很大。這個小小的村子竟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里堅持了幾百年，理由是，黃山溪上游盛產毛竹，大量外運，外運最廉價有效的方法是編筏流放。黃山溪在上坳村以上水急灘險，不能放筏，村以下便能放筏，而村邊恰恰有一片寬闊平靜的水面，上游的毛竹用人工扛來，到這里集中，編成筏子再流放。編筏、放筏需要一點經驗，上坳人就靠這個行業(yè)過日子，還略勝過一般山村。因此他們在這里定居而且堅守到如今。和上坳村相仿佛的還有江西省樂安縣的流坑村，不過它經營的不是竹筏而是木筏。
還有一些地點是因為位于水路運輸和旱路運輸?shù)慕粫c上，作為水旱轉運碼頭而逐漸形成聚落的，如山西省臨縣的磧口鎮(zhèn)，浙江省仙居縣的磻灘鎮(zhèn)，江西省婺源縣的清華鎮(zhèn)，等等。
幾條旱路的交會點，渡口、嶺根，舊驛站，古兵防駐地等等，都可能發(fā)展成為聚落。集后三個性質于一身的是浙江省江山縣的廿八都。四川省合江縣的堯壩鎮(zhèn)，則是位于從瀘州到赤水的川鹽入黔大路的中點，距兩頭剛好各是一天的腳程。
一些特殊的自然資源也是形成聚落的重要原因。如瓷窯村、造紙村、某種礦產的坑口村等等。這類聚落的數(shù)量也不少。
所以，“村落受風水控制進行選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一般情況下，風水師至多在選址確定之后做一點調整，一點禳解，或者編造出一套“陰陽家言”來安撫人心，借以賺幾個錢而已�？刂七x址的，主要只能是生活、生產的需要和安全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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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風水”一節(jié)的作者寫道：“風水術已總結出一套有關選擇村基的理論，即所謂的：背山面水，山龍昂而秀，水龍圍抱，作環(huán)狀；明堂寬大；水口收藏，關熬（疑為煞）二方無障礙等等。在這種原則的影響下，諸多村落的外部空間呈現(xiàn)出同構的模式，也就是枕山、環(huán)水、面屏”。另一些“學院派風水大師”則把“四靈守中”作為中國鄉(xiāng)村聚落的普遍模式，從而生發(fā)出許多對鄉(xiāng)村聚落的景觀環(huán)境的和諧、完整的贊嘆。
風水術士倒確實是把這些模式作為理想的聚落環(huán)境之一的。但實際上，符合這些模式的聚落非常之少，因為符合這些模式的環(huán)境本來就不多，偶或有之也未必適合于生存發(fā)展的需要。各地宗譜里，如那位作者所說，都有些遵從這類模式的風水輿圖，但那些絕大多數(shù)是宗族的祖墳、陰宅，而并非村落、陽宅。表現(xiàn)村落的“族居圖”少而又少，只能偶或一見。這一點作者本來是應該老實說明的。陰宅的選址比村落選址要容易得多，因為所需的條件少，而且，如果認真到現(xiàn)場核對，就能發(fā)現(xiàn)，那些輿圖有不少是極不準確的，頗有造假的嫌疑。陰陽師歪曲地形地貌，去湊合“模式”，這樣，合乎“模式”“同構”的墳地就大大地有了。事實上哪兒有那么多！至于村落選址，畢竟還是首先要考慮生產和生活的實際需要，要的是“可耕、可灌、可汲”，而不是自然環(huán)境的均衡、完整、和諧。
村落選址中說得最普遍的是“喝形”�！昂刃巍币膊⒉皇呛唵蔚慕琛吧游铩眮肀葦M，判定“吉兇衰旺”。常見的“喝形”有臥牛形、伏牛形、牛眼形、牛飲形、龍游形、蟠龍形、雙龍翔舞形、虎坐山形、虎下山形、躍虎形、奔馬形、飛馬形、馬鞍形、釵股形、風帆形、張弓形、舞袖形、船頭形、旌旗形、旗鼓形、捶鼓形、覆磬形、琵琶形、玉匙形、金盤形，實在是有無窮無盡的“形”，陰陽先生可以隨時編造，加上幾句或宜或忌的“箝語”就行了。
“箝語”大多文理不通，顛三倒四，杜撰的暗話連篇，反正農村里也沒有人懂，甚至沒有人打算弄懂，一般的陰陽先生文化水平不高，就憑這種“本事”弄點兒糊口的錢糧而已。宗譜里也常常記下些在鄉(xiāng)文人“精研堪輿之術，通曉陰陽易理”，他們大多是落第居家無事可干的閑人，自己連起碼的功名都弄不到手，還給人看什么地塊朝向能出狀元，豈不可笑。至于“哲學”、“科學”或“美學”，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
皖南、江西、福建、浙江、廣東的鄉(xiāng)下，每個村落都會有一則、兩則甚至幾則風水故事。冬日負曝，夏夜納涼，坐在橋頭或者路亭里，聽故老們興致勃勃地道來，倒很有趣味。這些故事一般都先說本村的風水原來多么多么好，應該出狀元、閣老甚至皇帝。但說到興高采烈處，長嘆一聲，說，某山上一塊石頭滾下來了，某條新開的路沖了某座山頭了，某道河鬧了一聲蛟龍水量小了，以致本來大好的風水壞掉了，村人只好受窮，連個中學生都沒有。說得最神的，是在北京坐龍廷的朱元璋（其實他沒有到過北京）一天晚上看到南方有一股紫氣沖天，大吃一驚，叫劉伯溫（他也沒有到過北京）掐指一算，算得某省有個地方要出皇帝。于是皇上立時三刻派了御林軍一路尋龍脈而來，找到本村的某山上，發(fā)現(xiàn)紫氣就從祖墳上冒出。御林軍趕緊挖開這座祖墳，發(fā)現(xiàn)尸休不腐，而且全身已經長滿了龍鱗，只待龍睛一開，就要化生為真命天子了。于是御林軍立即在墳邊挖了一條溝，斷了龍脈，第二天尸體就腐爛了。這個村子終于沒有出天子。這個最終的結局不知道是不是也已經由風水決定下了，這一點陰陽師是不肯說的，陰陽師總要留下一個迷團才好混�；蛟S這就是所謂“天機不可泄露”罷。陰陽師們有一句行話，叫“風水看隔代”，就是說，風水的吉兇要到第三代才見效。這樣至少他自己就混過去了，三代以后的事，誰管得了？幾十年里，能“改變”風水吉兇的意外隨便就可以說出多少件來。騙騙忠厚而愚昧的農民有什么難的！上當受騙的事多了，農民就不大在乎了，他們愛聊風水，但也是當個故事說說罷了，沒有誰認真的，倒是覺得我們這些愛問愛聽的人有點兒滑稽。
不過，田夫野老們傳說的風水故事，可以教我們知道，在漫長的宗法制農耕文明時代，農民們希望著什么，追求著什么。如果我們真正認真地調查過、分析過，就可以發(fā)現(xiàn)，祖墳或者村落的風水所反映出來的，農民們第一個愿望是子孫繁衍。所以，“老蚌含珠”、“美女獻花”、“蜂腰”、“男根女陰”這一類“喝形”的數(shù)量最多。其次，是希望子孫們“科甲連登”�？萍壮删褪秦毨У霓r民攀升社會階梯的惟一道路。取了功名，便可以當官，當了官，那說不盡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文筆蘸墨”、“文房四寶”這一類“喝形”也不少，如果風水在這方面有缺陷，還可以采用在村子的巽位造文峰塔或者文昌閣這類辦法來補救。
許許多多現(xiàn)實的因素都是人們選擇定居點的根本原因，形成聚落以后，在民智未開的農耕時代，還需要一種超自然的信仰或迷信來加強人們對所居住的地點的信心，這就是風水。陰陽家們編造出一些說法，使人們相信，山、水、地形等等自然因素能夠決定居住在某方土地上的人們的吉兇禍福，他們要說服人們，經他們選擇或稍加發(fā)行過的環(huán)境是一方“吉壤”，只要老老實實在這里居住下去，就能子孫繁昌，從而培養(yǎng)居民對這塊土地的依賴心理甚至眷戀。迷信命運，這是專制統(tǒng)治者希望于民眾的；依戀土地，這是宗族的穩(wěn)定和團結所需要的。因此，特別重視風水的，主要是南方各省以血緣村落為主的農村社會。在宗族共同體遭嚴重破壞的北方地區(qū)，風水就不很受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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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雜記已經太過于冗長，本來早該收場，但寫到這里，還有幾件事要說一說。雖是零碎，因為“學院派風水大師”常常提起，不得不再嚕蘇一番。
第一件要從那個“四靈守中”說起。所謂“四靈守中”，就是風水著作《陽宅十書》在“宅外形第一”那節(jié)里說的：“凡宅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后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四靈守中”的另一種詮釋是說：村落背后有祖山、少祖山，前面有朝山、案山，左右有淺阜長岡，叫龍砂、虎砂。前面已經說過，這兩種理想的環(huán)境其實很少，何況還要首先滿足“學院派風水大師”從來不屑提起的“可耕”、“可樵”、“可灌”、“可汲”這些生產與生活所必須的條件，因此符合“四靈守中”模式的村落就更加鳳毛麟角了�！蛾栒畷氛f這種環(huán)境“為最貴地”，意思之一應該就是它稀少。但那一本《風水理論研究》里，一位先生緊接在這句“為最貴地”之后卻說，“現(xiàn)實生活中有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大概是他眼中這種村落太多了罷，他連一個例子都懶得舉。既然“有許多”，那么，“四靈守中”之地還有什么可貴呢？豈不聞物以稀為貴乎？這位先生接著說：“對于農耕居民而言，養(yǎng)殖用的水池，丘陵上的竹木，洗滌用的流水，方便的交通都具有實際的生產生活價值。這種理想的住宅環(huán)境（即“四靈守中”）不正是對生活需要的理論升華嗎？”這位先生倒是極難得地提到了“生產生活”，但是，他大事贊賞風水為“天人合一”的“有機的自然觀”，不知為什么卻忘記了風水是極重視前后左右這種方位方向的，沒有方位方向就排除了羅經在風水術中的作用，就沒有風水術。這似乎是要說說風水術的人的起碼常識。所以，這位先生的議論，也是“文不對題”。
幾位“學院派風水大師”拿這個模式大做文章，說這種環(huán)境如何有安全感、有均衡感，有“天人合一”的和諧感、有“中庸之道”的傳統(tǒng)文化精髓。又一次，他們只著眼于建筑師最習慣的視覺感受，而不去了解對象的實質。因此犯了“文不對題”的毛病，就像那位“風水”一節(jié)的作者贊美永陵的“選址成功”一樣。
這里就應該弄明白“四靈守中”作為“最貴地”的真實意義，也就是本質性的意義，它“貴”在何處？原來它是大權勢的象征�！抖Y記·曲禮上第一》里有一段話：“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闭f的是大權勢者出行的時候，旌旗招搖，神氣飛揚，前后左右的隊伍在旗上各繡四靈之一，作為部隊的標志。指揮之下，隊伍嚴整有序，職責分明。這個場面烘托出大權勢者的威風，一個村子的環(huán)境如果能比附上這種形局，那就會出這等大人物，當然這風水就“貴”得不得了了。這模式追求的是當“人上人”，而不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
第二件要說的是那個“反弓水”和“玉帶水”，就是在河流的彎曲處，村落選址應在弧線內側（汭位）而不可在外側。所謂“水抱邊、可尋地；水反邊，不可下�！爆F(xiàn)代的“學院派風水大師”屢屢拿這一條作為風水術的科學性的證據(jù)，因為河彎的弧形外側是沖蝕岸，容易坍塌，而弧線內側為沉積岸，比較安全，可見古代陰陽師頗有地理、地質學的見識云云。
其實這也是“文不對題”。風水術，尤其是江西派的形法（形勢宗），總要拿地理環(huán)境的“形”來立說。彎曲的河道從“水反邊”看，像一張弓，所以叫“反弓水”，從“水抱邊”看，像大官們蟒袍腰際的玉帶，所以叫“玉帶水”。在“水反邊”造房子，就暴露在弓箭放射的方向上，會中箭而傷亡，不吉。相反，在“水抱邊”造房子，河道像玉帶纏腰，村子里必然要出高官，豈不是上上大吉。
這并非我的杜撰或臆測，有書為證�！蛾栒畷穼懙溃骸伴T前若有玉帶水，高官必定容易起，出入代代讀書聲，榮顯富貴耀門閭�！薄兜乩砦逶E》則說：“玉帶纏腰，貴如裴度”。此玉帶與彼玉帶合二為一了。
建村落于“汭位”，首先是喜愛“玉帶”的象征意義，而不是它比較安全，這說法至少有兩個證明。一個是，在江西和福建，在沒有彎曲的河道的地方，也就是沒有“玉帶水”的地方，住宅院的水一般都從大門臺階的右側排出，環(huán)形繞過門前臺階，流向大門左側再排走。就是說，利用地表水在宅前造成一段微形“玉帶水”，那末“高官必定容易起”了。另一個是，村里的巷道，如果有弧形段落，位于外側“弓背”的住宅可不能直接向巷道開門，以避免彎弓搭箭，射壞了一家子的命。而弧形巷道的外側并不像弧形河道的反弓岸那樣會有什么沖蝕的危險或其他的危險。
第三個要說的問題是關于“水口”。當今的“學院派風水大師”和一些建筑研究者，都發(fā)現(xiàn)，在南方一些村子里，水口建筑群是非常美的，不但有山、有水、有樹，而且建筑也有樓有閣、有橋有廟、參參差差，玲玲瓏瓏，而水口是風水因素，因此，風水術等于景觀學、生態(tài)學、建筑學、規(guī)劃學等等的說法就“油然”而生。
那本大著作的“風水”一節(jié)里，就有專門一段寫“水口”，說它是“風水對環(huán)境處理的獨特成就。”這其實又是一次文不對題，是把建筑師的觀念強加給風水師。
景觀優(yōu)美的水口大多在南方丘陵地區(qū)，在那里，有不少村落位于不大的盆地之中，“水口者，一方眾水所總出處也，”（繆希雍：《葬經翼》）也就是小盆地里流水的總出口。按風水術的說法，水是財?shù)南笳鳎攲Υ迕癞斎挥袠O大的意義，不可輕易流失，所以，水口要“關鎖”，就是最好有獅山象山或龜山蛇山隔岸相對，把水流逼得打一個彎。這樣，水就不是無情地“一瀉無余”，而是顯出“去水依依”的情態(tài)。但去水是不能真正堵塞的，所以，就要用廟宇、亭閣、橋梁、水碓、文筆和樹木等等來共同掩蔽水口，象征性地加強關鎖。傳為朱熹所著的風水書《雪心賦》說：“去水最怕直流”，“水口之地貴于有關欄，不見去水為妙”。若“水口關欄不重疊，而易成易敗。”何聰明注：“水口之地貴于有關欄，不見去水為妙。若關欄之沙（低山）有，而不重疊緊閉，仍見去水，則主易成而也易敗，發(fā)福不能常遠也�！睘槭裁匆脧R宇、文閣之類去加強關鎖水口，因為“鐘鼓相驚，恐居之不安”，為免法事、道場等等擾民，所以要把它們造在村外。既然水口需要關鎖，當然，如《雪心賦》所說：“壇廟必居水口”為最佳選擇。
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記載“水口之間宜有高峰聳峙，所以貯財源而興文運者也……自雍正乙卯歲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長塍二水交匯之際特起文閣以鎮(zhèn)之，又得萬年橋籠其秀，萬述橋砥其流，于是財源之茂，人文之舉，連綿科甲”。青云塔就是文峰塔，文閣就是文昌閣或魁星樓，都主文運。芳溪四面皆山，水口既是小盆地，眾水的總出口，當然地勢最低，風水術認為，在最低處造塔或閣提一提勢，就能興文運，大發(fā)科甲。所以文峰塔和文昌閣多造在水口。
這就是風水術數(shù)關于水口的說法。風水術從來不講建筑群或建筑物的規(guī)劃和設計。水口既然有水有山有幾百年的老樹，加以橋、亭、廟、塔這些建筑物等級比較高，體形變化大，形式又自由，當然水口建筑群就容易活潑、豐富、多變。加以水口又是一村的入口，一村的門面，村人不免要仔細經營，那些特別美的水口建筑群，都要歸功于“勞動人民的創(chuàng)造”，而和風水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事實上，不特別美的還占著老大的多數(shù)。把一些優(yōu)美的水口建筑群看作風水術在景觀、生態(tài)、規(guī)劃和設計上的成就，是毫無道理的。
第四個要說的問題是，既然“學院派風水大師”們要把風水術說成是“科學”、“哲學”、“巫術”的三結合，那么，起碼風水大師們自己得注意在學術工作里講點兒科學精神。立論的時候概念要明確，推理要合乎邏輯，論述要嚴謹。前面已經提到過，大部頭中國建筑史第四卷的“風水”一節(jié)的作者，含含糊糊把宗譜里的祖墳陰宅圖充作村落陽宅圖來立論，這里不必再去說它，只作兩點補充。第一點是，他說：“平源地區(qū)則屬于‘洋法’，所謂洋法，是以水為龍，坐實向虛，得水為止，于是這類地區(qū)的村落外部空間模式為：‘背水、面街、人家’。如江蘇、浙江一帶村鎮(zhèn)均呈此種家家盡枕河的格局�！边@一段話有意思不明確的地方，用“于是”連綴的推理句式怎么能成立，也姑且置而不論。但必須指出，這段話里有一個“均”，一個“家家”，用了兩層全稱肯定判斷，則離事實太遠。江蘇、浙江，只有一些位于河網地區(qū)的城市和比較大的鎮(zhèn)，如蘇州、紹興、溫州、周莊、烏鎮(zhèn)、西塘等，才可以用詩人的語言夸張地說“家家盡枕河”。這樣的城鎮(zhèn)，在江浙兩省也為數(shù)不多。而所謂“枕河”，照作者的意思，就是“背水、面街”，那也離實際情況很遠。在那些城鎮(zhèn)里，事實上是有大量的“人家”既面街又面水的，街沿河岸走；甚至有些人家是“面河背巷”的，河就是街，河里小船來來往往，賣些針頭線腦、油鹽醬醋，也會回收些雞毛蒜皮，破銅爛鐵。至于丘陵地區(qū)的村落，也有引山水進村，形成街巷—溝渠網的。溝渠既供流水又排廢水，住宅里用水、排水的環(huán)節(jié)主要在廚房，而廚房多在住宅后部，所以住宅多以后部臨渠，便有了“背水枕流”的情況。但也不是“家家”如此。歷史著作，總以少用詩人語言為好。而且無論是河網地區(qū)的一些城鎮(zhèn)還是丘陵地區(qū)的一些村落，前面所說的情況都是出于實實在在的生活需要和自然條件，與風水術并沒有關系，如果哪位陰陽先生說過或者寫過些什么，也不過是撿現(xiàn)成討便宜而已。
第二點，那一節(jié)書的作者寫道：“風水忌諱住宅背眾，而要與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對于屋前空地不能兩邊低而自己獨高，過低又不行，只能是人高而已略低。其實是‘中庸’思想的體現(xiàn)，利用風水吉兇來有效地達到目的，從而調節(jié)了住宅組團之間的空間關系，使眾多住宅自發(fā)地趨向秩序化的格局�！蔽也坏貌惶拱捉淮覍嵲诳床欢@番話。不但搞不清“中庸”和“自發(fā)地”這些“哲學”內涵，而且搞不清它所敘述的情況究竟是什么樣的。經過反覆苦思，隱隱約約猜度，倒生出了或許可能存在的疑問：如果家家都采取“人高而己略低”的方針，我就會困感地問，那么誰家在略高的地方造屋呀！最后豈不是只有一家住宅才造得成？而且，下雨天怎么排水呀？事實對這條中庸哲理是不大恭敬的，如果在山坡上，多數(shù)村落會先在低處造房子，然后陸陸續(xù)續(xù)往高處造；如果在比較平坦的地方，一些村落會先做一個“豎向設計”，處理好排水問題。這并不難，就像農民們都會處理好水稻田排灌的“豎向設計”一樣。有些有條件的村落會在建屋之前先引水進村形成街巷—溝渠網，除了方便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倒是為了確定街巷坡度走向，解決雨水排出的問題。用水來“取平”這是有關建筑的古籍里早就提到過的。所以東南沿海各省的古村，臺風一來，暴雨傾盆而下，但村里并不積水。倒是現(xiàn)在，古村落里造起幾幢白瓷磚新樓之后，破壞了幾百年用之有效的排水系統(tǒng)和街巷坡度，雨后積水長期排不出去，成了墨綠色的臭塘，蛤蟆亂叫。就是為了排除雨水，在看起來似乎相當平坦的地方的古村落，街巷也大都是彎彎曲曲，各幢房屋不見得都因為“風水忌諱住宅背眾，而要與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只要給這些古村落做一個測量圖，就能發(fā)現(xiàn)，村里的街巷網是和水稻田里的田塍網一樣的。水田要自流地灌水排水，受小地形影響，田塍哪有筆直的，街巷也一樣。凡與生活和生產有直接關系的事和物，決定它們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原因，風水和中庸之道的哲學根本起不了決定的作用，哪里能控制村子的選址、布局！
關于這最后一個問題我還要再說最后一個例子。在前面提到過的那本《風水理論研究》里的“代前言”有兩句話，第一句是：“風水形勢說的理論，既具有嚴密精審的科學性，更具有表述精煉、富于辯證的特質，并不稍遜于當代相關理論”。相隔不過八行，它又說：“風水理論也同一切傳統(tǒng)學術一樣，沒有也不可能擺脫迷信的桎梏和羈絆，沒有也不可發(fā)展成為完全科學的理論體系”。這兩段話能并存嗎？“沒有也不可能擺脫迷信的桎梏和羈絆”的風水能“具有嚴密精審的科學性”嗎？這是開玩笑呢還是說正經話呢？
最后，奉告幾位“學院派風水大師”們，近年來各位興致勃勃地談論諸葛“八卦村”和俞源“二十八宿”村，那是上了大當。那兩個蠱惑人心的“發(fā)現(xiàn)”，其實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編造出來的謊話。什么人編的，什么情況下編的，為什么要編，編了之后得了點什么“好處”，我都一清二楚。哪位有興趣，我可以詳細奉告，毫無保留。
2005年春節(ji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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