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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本”《營造法式》�？背霭媸寄┯泴�

“陶本”《營造法式》校勘出版始末記實及訛傳之辨?zhèn)�、闕疑

昌威

一．記實
中國歷史文獻典籍極為豐富，雖歷經(jīng)劫難佚失很多，仍可謂浩如煙海。華夏建筑文化是世界公認的四個最古老的文化發(fā)源地中唯一綿延不斷發(fā)展至今的一支特立獨行的體系。但專門記述建筑的專著卻寥寥無幾，較完整的流傳下來的只有：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周禮·東官·考工記》；頒行于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的《營造法式》和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工部頒布的《工程作法則例》等三部官方文獻，其中《營造法式》上承唐、五代以來的官式建筑且旁及遼、金、西夏，更由于唐、宋以前的古建筑保存下來的為數(shù)極少，故《營造法式》填補了這個階段的“空白”，因而在研究我國建筑歷史發(fā)展中最為重要。但至近現(xiàn)代，“西風東漸”傳統(tǒng)建筑日漸衰微，這部文獻亦湮沒已久，鮮為人知。
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先生代表北洋政府赴南方參加“南北議和”談判未成，卻意外地在江南圖書館獲見嘉惠堂丁氏影宋本《營造法式》（即“丁本”）聊可謂“不虛此行”，乃“縮付石印以廣其傳世”是為1919“丁本”《營造法式》。
但“丁本”系展轉(zhuǎn)傳抄紹興本《營造法式》三次以上，錯漏之處甚多，影繪原圖更為粗陋，而崇寧本失傳已久。因此，朱氏在“丁本”序言中提出“有同好者，倘于斯篇（“丁本”）之外，旁求博采，補所未備，參互考證，俾一線絕學發(fā)揮光大、進至泰西作者之林，尤所忻慕焉”（見“陶本"《營造法式》卷八，朱啟鈐前序（即“丁本”序）。
“篤嗜古籍”的朱啟鈐摯友陶湘（1870-1940，字蘭泉，號涉園）為我國近代著名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是民國以來以一己之力�？背霭婀偶疃嗟牟貢抑弧Ｒ颉肮鹦潦弦郧坝坝《”疚凑橥晟�，囑湘收集諸家傳本詳校付梓”。乃應朱氏之邀以北京故宮文淵閣、沈陽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中之《營造法式》互相校勘并參以吳興蔣氏密韻樓鈔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本；浙江范氏天一閣影宋鈔本；張蓉鏡影抄郡城陶氏五柳居本，以及晁載之《續(xù)談肋》，莊季�！峨u肋篇》；陶宗儀《說郛》，唐順之《稗篇》等諸篇中摘抄之《營造法式》若干條；又錢氏述古堂藏《營造法式》28卷、圖樣6卷、看詳1卷等與丁本反復校勘、補丁本脫誤數(shù)十條……參校者還有傅增湘、羅振玉、祝書元、郭世五、闞鐸、吳昌綬、呂鑄、章鈺、陶珙、陶洙、陶祖毅等眾多當時頂級名家。（注：四庫全書本皆源于明《永樂大典》之《營造法式》）。
在版式方面則按傅增湘于故宮內(nèi)閣大庫散出廢紙中撿得之崇寧本《營造法式》殘頁之字體版式版面大小等繕寫精致并鏤版。至于各本中圖樣因無據(jù)校勘，乃請承辦京城官方工程之老匠師賀新賡等，就當時之圖樣按《法式》第30、31兩卷大木作制度、名目繪成界畫，附注當時之名稱，以便與原圖對照�？�，并可據(jù)圖制作模型，又可考證各專門名詞演變之沿革�！斗ㄊ健返�33，34卷為彩畫圖樣，原書僅注色彩及顏色套印深淺，沒有色彩。乃按所注名稱填色套印。由嫻于藝術(shù)、顏料、紙質(zhì)之郭世五（葆昌）監(jiān)督彩色版之套印，少者四、五版，多者十余版，較各鈔本及原本之印刷質(zhì)量大為改進，并附崇寧本殘頁版式及紹興本重刻題名于書后，以存宋本之原貌。諸家之記載題跋有關(guān)考訂者亦皆附錄，所以“陶本”《營造法式》不僅在內(nèi)容上�？笨加喌帽M可能準確完備，而且在板式印制等方面亦非常精致考究。較以前之所有古本更為完善（以上皆詳見書末陶湘之“識語”）。
陶湘收藏之古籍名“涉園藏書”不僅講求版本精良、裝潢美觀，經(jīng)其修整之古籍世稱“陶裝”，傅增湘對“陶裝”之描述：“被以磁青之箋、襲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綾、釘冊用雙絲之線，務為整齊華煥，新若未觸。有時裝訂之錢過于求購之費，而毫不知吝，故持書入市，一望而識為“陶裝”者”（傅增湘：《涉園藏書第一編序》）。藏書尚且為此，新刻之書更為注重印制裝訂之完善。故“陶本”又稱仿宋刻本《營造法式》。在彩色套印方面則為前所罕見之創(chuàng)舉，因而在我國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亦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值。
但是，“陶本”仍有不足之處。1926年陶湘應傅增湘之聘為故宮圖書館鑒定殿本書之專門委員，歷時七年至1933完成《故宮殿本書庫現(xiàn)存目》三卷。其間陶湘在殿本《營造法式》中發(fā)現(xiàn)有諸本皆缺之第四卷“造拱之制有五”中的“五曰慢拱或謂之腎拱施之于泥道，瓜子拱之上，其長九十二分；每頭以四瓣卷殺，每瓣長三分，騎伏及至角，則用足材”共46字。至此《營造法式》之文字考訂方為完備（見傅增湘對陶湘所編《故宮殿本書庫現(xiàn)存目》三卷之《題辭》）。
“陶本”《營造法式》于1925年刊行后，引起國內(nèi)外之建筑家及漢學家之極大重視。國際間學術(shù)交流日益頻繁。1927年3月英國伯靈敦雜志（The Borlington Magazine）上發(fā)表了葉慈博士（Dr.W.Perceval yetts）論中國建筑之文章并寄贈陶湘（附件1），其后葉慈又與英人畢留偉——泰樂爾氏（C.H.Hrewitt-Taylor）所藏之《永樂大典》本《營造法式》殘頁中的彩畫花鳥圖式，與“陶本”相應的彩畫圖相比較撰寫了一篇《關(guān)于《營造法式》的筆記》，發(fā)表于倫敦學院東方藝術(shù)研究院周刊第五卷上；……
在日本，著名建筑家關(guān)野貞博士，在1925年獲見“陶本”《營造法式》后，即將其編入他講授的《中國建筑史》講義。其后又帶著他的學生竹島卓一訪問中國。在上海，竹島卓一買了一部“丁本”《營造法式》，后又到北京，經(jīng)闞鐸的介紹隨關(guān)野貞一起拜訪“曾經(jīng)促進石印本（“丁本”）出版的朱啟鈐先生，同時會見了出版仿宋本（“陶本”）的陶湘先生”，并萌發(fā)了研究《營造法式》的念頭（見竹島卓一《營造法式の研究》自序）（附件2）。
由于對《營造法式》之研究已超出國界，歐、日學者紛紛發(fā)表研究《營造法式》之論文，并寄贈陶湘，但其時陶湘正致力于故宮殿本書之編訂整理工作，無暇于國際間之學術(shù)交流，有關(guān)《營造法式》之論文及信件皆轉(zhuǎn)給朱啟鈐。因而1929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等三人倡議成立“營造學社”，朱任社長，并提議發(fā)行《營造學社匯刊》……因個人財力有限，所以申請中美及中英庚款中華文化基金會的經(jīng)費。在周貽春（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支持下得到“庚款基金”，因而1930年2月“營造學社”正式定名為“中國營造學社”。
因為接受“中華文化基金”的研究單位必須有受過系統(tǒng)現(xiàn)代教育的專門人才，所以1931年后梁思成，劉敦楨等相繼參加學社工作。陶湘雖為學社發(fā)起人，但自1926-1933年主要致力于故宮圖書館藏殿本書的鑒定和編目，1934年又遷居上海，所以對學社工作很少參加，主要由其弟陶洙及堂女婿劉南策（陶珙的女婿，另一女婿汪東（東寶、原中大文學院長，建國后為蘇州副市長、政協(xié)副主席）為汪季琦之兄，汪坦之叔祖）參加學社工作。1930年7月出版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一頁李明仲畫像即陶洙所繪（附圖），本期除朱啟鈐自撰之“中國營造學社緣起”與“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外主要是西方學者寄贈陶湘的關(guān)于《營造法式》研究之舊稿。此外本期中闞鐸在《仿宋重刊營造法式校記》中所述：“民國乙丑（1925）重刊營造法式曾由武進陶君湘，以石印丁氏鈔本與文淵、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復以晁、莊、陶、唐摘刊本，蔣氏密韻樓鈔本對校，補缺正誤。其各本相同者明知為誤不敢臆改疑以傳疑，誠哉慎之又慎，頃承紫江朱先生之命講求李書讀法，乃以仿宋刊本與四庫校本及丁本重校一過……（略）。民國十九年（1930）4月合肥闞鐸”（附件3）。
又：同期之《營造法式》印行消息：“本社（營造學社）創(chuàng)立以來中外同志紛紛以購求《營造法式》相屬，苦無以應。頃者上海商務印書館發(fā)表廣告并印行《營造法式》緣起及發(fā)售簡章附印樣本茲特轉(zhuǎn)錄如左（下）：
“甲·印行緣起：營造法式三十六卷，宋將作少監(jiān)，李誡奉敕編……（略）。此本廣征諸家藏本……（略）較宋槧尤為精善，其校字圖繪制版并出中外學者之手，歷時七載而后觀成。蓋于存古之中，并寓闡明吾國古代建筑學之意，原為武進陶氏家刊，民國十四年書成。曾一度印行，流布有限，歐美學者嘗加以詳密研究，著為評論，引起世界工學家注意……（略）”（附件4）
以上兩則：闞鐸《仿宋重刊營造法式校記》記述說明朱啟鈐事先并未參與“陶本”之校勘出版工作。否則又何必在“陶本”出版后又以“講求李書讀法”為由使闞鐸重新校訂？
而《營造法式》印行消息亦明確“陶本”“原為武進陶氏家刊，民國十四年書成……”。對此，朱啟鈐作為社長，當知之更詳！
以上匯刊所載可以明顯看出《營造法式》�？背霭娴倪^程及“陶本"刊行后引起國內(nèi)外學者的重視。國際間學術(shù)交流日繁……從而導致朱啟鈐、陶湘、孟錫鈺于1929年倡議成立營造學社并于接受庚款后，1930年2月正式定名為“中國營造學社”之實際過程及因果關(guān)系。

注：竹島卓一從昭和14年夏到昭和17年9月（1939-1942）利用業(yè)余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對《營造法式》的研究。準備作為學位論文寄出。但昭和20年（1945）3月19日午夜存在名古屋的文稿毀于轟炸。戰(zhàn)后于昭和24年（1949）秋重新開始《營造法式の研究》論文。由于兼任法隆寺國寶保存工事事務所長從事法隆寺和金堂的修復工程而被擱置。直到昭和45年（1970）才在日本文部省贊助下出版了《營造法式の研究》。

二、辯偽
“文革”后百廢待興，對傳統(tǒng)歷史文化之整理研究亦日益為社會人士和中央領導所重視，但八十年代初有些刊物之報道將“陶本”與“丁本”混淆不清，偽訛甚多。如中國書店（負責人馬建農(nóng)）在重印陶本《營造法式》時誤為朱啟鈐校印出版；《北京日報》亦踵之，宣傳“陶本”為朱啟鈐校印；《中國建筑出版社》出版之《營造法式注釋》（責任編輯：喬勻）誤將梁思成先生《營造法式注釋序》之未定稿當作已定稿發(fā)表，其中梁先生在“未定稿”中：第四節(jié)“八百余年來《營造法式》的版本”中曾有“對于《營造法式》的校勘，首先在朱啟鈐先生之指導下陶湘等先生已做了很多工作……”。但在修改稿中，這一句已改為“朱啟鈐、陶湘等曾做了初步工作”（修改稿用不同顏色（黑、蘭、紅、深藍等）做了四次以上的重復修改，終結(jié)于“設計革命”時期。故除技術(shù)性的改正外有些“觀點”不能作為“定稿”看待）（另詳，附件5）。而《叩開魯班的大門》（林洙編著，責任編輯為楊永生）中第四節(jié)“《營造法式》編修及版本”中將梁思成先生注釋序“未定稿”中“在朱啟鈐先生之指導下……”改為“在朱啟鈐領導下由陶湘、傅增湘、羅振玉……等人……”。此外，在清華�？线€多次復印了梁任公于1925年將“陶本”《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賓大讀書的梁思成的扉頁題款；（1932年11月刊行之營造學社匯刊二卷三期亦以“梁任公先生題識營造法式之墨跡”為題在首頁刊載）；最近王軍編著的《城記》中又刊載了陶本《營造法式》封面及內(nèi)頁為朱啟鈐之營造法式“后序”及羅振玉在扉頁上的題記，并在文中敘述：“1925年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讀書的梁思成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經(jīng)朱啟鈐整理重新出版的北宋將作少監(jiān)李誡編修的《營造法式》并在扉頁上寫道：“一千年前有如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朱桂辛氏校印甫竣贈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音俾永寶之”（原題記落款為：“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梁任公記（圖章）”）（附件6）
綜上所列可知訛以傳訛的根源在于朱啟鈐的《營造法式后序》及羅振玉之題記，而梁任公之題識主要源于“后序”，梁先生在營造法式注釋未定稿中之“首先在朱啟鈐先生之指導下陶湘等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則間接源于梁啟超的題識（梁任公、梁思成先生皆未看到過羅振鈺的題記，因朱啟鈐贈與梁任公，梁任公又寄梁思成的“陶本”原書中本無羅振玉之題記）而文革后之眾多“訛以傳訛”，則追根溯源亦不外朱氏之“后序”及羅振鈺之題記，而這兩個文獻記載恰恰成為澄清偽訛之主要源頭，茲逐一分析如下：
一、朱啟鈐之《重刊營造法式后序》原文如下：
“李明仲之營造法式三十六卷己未之春（1919年）曾以影宋抄本付諸石印，庚辛之際遠涉歐美，見其一藝一術(shù)皆備圖案而新舊營建悉有專書，益矍然于明仲此作為營國筑室不易之成規(guī)，還國以來收集公私傳本重校付梓（下略）”對照朱氏“前序”（丁本序）及陶湘重刻仿宋本（陶本）之“識語”，首先時間上明顯不符。
所謂“庚辛之際遠涉歐美”應為庚申（1920年）和辛酉（1921）即1920-1921年。朱氏雖已退出政界，但徐世昌（時為總統(tǒng)）為了扶持他，借巴黎大學以名譽博士學位授予徐世昌之機，委派朱啟鈐代表徐赴法，接受學位，朱并借機訪英、意、比、美、日諸國。故1920年赴歐，歸來已是1921年。故云：“庚辛之際”。
但“陶本”早在1919年（已未）既開始�？保敃r朱啟鈐在1919年3月石印“丁本”《營造法式》序言（前序）中提出：“有同好者倘于斯編之外旁求博采補所未備參互考證俾一線絕學發(fā)揮光大進至泰西作者之林尤所忻慕焉”。陶湘應朱氏之邀（見陶湘《識語》：“桂辛氏以前影印丁本未臻完善，囑湘收集諸家傳本詳校付梓”）在1919年開始邀集傅增湘等十一位我國當時之頂級名家“時閱七年，稿經(jīng)十易”于民國十四年（1925年）歲次乙丑閏四月成書。自1919至1925年正好經(jīng)歷了七年。若如朱氏“后序”所說：在1921年“還國以來（始）集公私傳本重校付梓”，時間上較1919年晚了三年，語氣上亦含糊其詞，與“前序”中“有同好者倘于斯編之外旁求博采……尤所忻慕焉”大不相同。而且使讀者誤以為是1921年朱氏還國后自己“收集公私傳本重校付梓”。所以梁任公據(jù)此題記為“朱桂辛校印甫竣贈我此本”。但實際上陶湘早在1919年即開始以文淵、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并復以晁、莊、陶、唐、蔣等摘刊本對校、補缺、正誤。陶湘之“識語”及闞鐸之《仿宋重刊營造法式校記》皆有詳述。朱氏‘后序’所述無論時間及工作內(nèi)容皆明顯偽略，此其一也。
二、羅振玉在《營造法式》扉頁上的題記全文為“紫江朱氏依據(jù)影印影抄紹興本，按崇寧本格式�？滩⒏酱竽咀髦贫葓D樣，今釋二卷，彩畫作制度圖樣填色二卷，附卷、附錄一卷，已未仲春鋟木，癸亥季秋影石，乙丑孟夏畢工，上虞羅振玉，書耑并題記（圖章）”（附件7）
此寥寥數(shù)語中，訛誤百出：“己未仲春”是1919年，乃是“丁本”印制的時間，但“丁本”是石印，何需“鋟木”（刻板），“陶本”是木版故需“鋟木”，但其時剛開始收集諸版本�？保绾渭茨堋颁u木”（刻板）？癸亥是1923年。在1919年之后五年，若“癸亥（1923年）季秋影石（石�。保敲础岸”尽敝荒苁�1923年后出版的，但實際上“丁本”1919年即已刊行，豈非自相矛盾？羅之題記又云：“乙丑孟夏畢工”，乙丑是1925年，所謂“畢工”按時間應是指陶本。而陶本是1925年閏4月即全部完成，所謂“乙丑孟夏畢工”又略較陶本為遲，而“鋟木”應為木版，“影石”則為石印，丁本是石印，本是己未（1919年）刊印，陶本是仿宋木版，乙丑（1925年）成書。相距七年，且版本完全不同。羅振玉作為名家并具體參與了陶本的校勘，若非別有用心，何至如此驢唇不對馬嘴，將‘丁本’與‘陶本’混淆不清？
再則從“題記”內(nèi)容看，陶本按崇寧本殘頁定版式是根據(jù)傅增湘在故宮內(nèi)庫發(fā)現(xiàn)之原本殘頁，大木作制圖樣是老匠師賀新賡等詳繪并注今名于圖上；彩畫乃精于顏料、紙質(zhì)之印制工藝的郭世五（葆昌）“董督斯役、殆盡能事”這些方面皆詳見于陶湘之“識語”。而羅之“題記”一概全無，似乎丁本、陶本皆為朱啟鈐氏一人所為，何其訛謬至此！
更為離奇者，羅振玉本為“陶本”參校者之一，對“陶本”之成書當十分清楚，而乙丑（1925年）閏四月刊行之陶本并無羅振玉之題記，1933年商務印書館據(jù)“陶本”縮印之《萬有文庫》版亦無此題記（此版扉頁印有“此書用本館民國十八年（1929年）�？檀蟊緸榈妆�，除大本所附彩畫作制度圖樣填色二卷外，余均為大本縮印”）。
需要說明一下：商務印書館除“陶本”外，1919年朱啟鈐曾將“丁本”版權(quán)讓給商務印書館，并印行過“丁本”（詳見陶湘之“識語”“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紫江朱桂辛啟鈐，過江南獲見是書，縮印行世、上海商務印書館踵之，尺寸照鈔本（丁本）原式惟以孫、黃、諸跋證之，知丁本系重抄張氏者，亥魯魚觸目皆是……”故商務印書館在《萬有文庫》版之外，另有縮印之“丁本”版）。
羅振玉在1929年陶湘夫人病故后曾為《惲夫人墓志銘》篆蓋（章鈺撰文，張壽齡書丹）。而1931年“9·18”后不久，羅振玉即投奔“滿洲國”，輔佐溥儀“稱帝”去了。所以羅振玉在“陶本”上為朱啟鈐題記的時間當在1930到1931年之間。題記之版本絕非乙丑閏四月刊行的“陶本”原版（因梁任公寄梁思成之“陶本”原版上并無此題記），陶湘家藏的‘陶本’亦無此題記，學社匯刊一卷一期所發(fā)表的營造法式印行消息中所述之“上海商務印書館發(fā)表廣告印行營造法式及緣起中明確表述為“原為陶氏家刊，民國十四年成書””，1933年商務印書館縮印之‘陶本’亦無此題因此這個題記，因此這個題記不僅未經(jīng)陶湘、傅增湘等人的認可，也不可能經(jīng)過商務印書館的同意，而是背地里加的插頁。
羅振玉“題記”這樣一個漏洞百出且與朱啟鈐“前序”及“后序”都自相矛盾的偽作（注）“文革”后“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這個偽證經(jīng)過無數(shù)書販、黨報、國家出版社、“專家”、“學者”、“教授”、“名人”、“名流”、記者以及編撰《叩開魯班大門》的“梁夫人”林洙等過目和引以為據(jù)，竟無人察覺其偽訛，反而訛以傳訛，妄加擴大炒作渲染。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當代我國文化界有關(guān)重要典籍之鑒別上實在可悲，若不根除這種盲目迷信和哄吵“名家”、“名人”的愚昧心態(tài)和公然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作風、文風，不顧實際的昏天黑地的哄炒，何以敬業(yè)、興邦！
三、營造學社匯刊一卷一期《英葉慈博士論中國建筑》一文中，關(guān)于《營造法式》（陶本）之記述時，原文為：With these fragments as a basis ,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treatise was carried out with infinite c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r.Tao Hsiaug and at the initiative of Mr.Chu ch`i-chien。這段敘述本應譯為：“在這些殘頁（指傅增湘在故宮內(nèi)閣大庫中發(fā)現(xiàn)的崇寧本《營造法式》殘頁）的基礎上，在陶湘先生的無限關(guān)心和監(jiān)督下重新�？绷嗽瓡�，而起源于朱啟鈐發(fā)現(xiàn)的（丁本）”。這一段原文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但匯刊上刊載的譯文卻將這一段改為：“此事系由朱啟鈐君總其成，陶湘君司其事”。
陶湘在“識語”中對�？边^程及參校與參與者之具體分工負責諸事記述甚詳。并未記述朱啟鈐曾參與對“陶本“之�？背霭�。朱啟鈐之“后序”中，亦無具體記述，證之闞鐸之《仿宋重刊營造法式校記》則朱氏并未參與，而《營造法式刊行消息》更明確其“原為武進陶氏家刊”。
從朱啟鈐‘前序’和陶湘‘識語’等看：實際上朱啟鈐對‘丁本’也根本沒有�？边^，發(fā)現(xiàn)之后立即‘商之震巖省長，縮付石印，以廣其傳世’（前序），亦可略補‘南北和談’無功而返之憾，故‘丁本’‘亥　　　　　　　魯魚，觸目皆是’（識語），若與諸傳本對照更‘足證丁鈔之偽造’（傅增湘）。既沒有�？钡氖聦崬閾�(jù)，又無“總其成”的具體事實可以申明，卻在外國學者的譯文中做手腳，又使羅振玉在再版的“陶本”《營造法式》前增加一條驢唇不對馬嘴的題記，作為偽證竟然蒙騙了那么多人，尤其是外國學者如葉慈和竹島卓一等本已十分清楚的事，國人反而懵懵懂懂，訛以傳訛，因而是必須辨?zhèn)魏统吻宓�。否則，不顧大局的怡笑外邦，造成混亂，實為自貶的蠢事。諸如此類的蠢事，實不只此。（暫略）
當然，辯明真?zhèn)胃匾哪康膭t是，對《營造法式》這部古籍的性質(zhì)、在當時的作用和在今天的價值所在，以及應如何繼承發(fā)展等進行深入研究探索，以便利于為當代需要所用。這是遠遠重于朱啟鈐個人真?zhèn)蔚拇笫�，故必需正本清源�?BR>
注：羅振玉雖有“甲骨文泰斗”的虛名，但不顧與陶湘之友誼與信義，背地里作偽證，實屬品行不端，并且最終“晚節(jié)不保”，不顧千秋大義投奔溥儀，被尊為“滿洲國”“三老”之一，淪為不齒于國人的大漢奸，可謂絕非偶然。

三　闕疑
澄清關(guān)于 “陶本” 《營造法式》�？薄⒖械膫窝杂瀭饕约懊鞔_先有“陶本” 《營造法式》五年后才有〈營造學社〉之后，有些間接的訛傳亦需辨別真?zhèn)危哉暵�。例如梁思成先生在《營造法式》注釋序（未定稿）中曾寫過：“對于《營造法式》的校勘，首先在朱啟鈐先生的指導下，陶湘等先生已做了很多工作”，但在修訂“未定稿”時已改為“對《營造法式》的�？保靻⑩j、陶湘等曾做了初步的工作”。雖然梁思成先生修改的手跡完整地保存下來，但修改的原因和依據(jù)并未說明�，F(xiàn)已不可考。而“梁夫人”林洙在《叩開魯班的大門》（以下簡稱《叩門》）中一再斷章取義、顛倒因果關(guān)系，將梁先生在“未定稿”中“……在朱啟鈐先生的指導下”改為“在朱啟鈐領導下，由陶湘、付增湘、羅振玉……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叩門》的“前言”中還寫到：“我想，有一點是可以使讀者放心的，即書中涉及到的事實，都是經(jīng)過反復核實的”（�。浚�。雖然《叩門》一書中偽訛甚多，其不顧史實“斷章取意”立場觀點更嚴重錯誤，但與《營造法式》�？奔啊盃I造學社”無直接關(guān)系者皆暫不論，由于在我們這個“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tǒng)”中，有些間接的旁敲側(cè)擊也極易造成假象蠱惑人心！《叩門》以大量篇幅脫離主題的炒作朱啟鈐與《營造法式》及“學社”原本無關(guān)的官銜、職務、事跡等，不可避免地對讀者產(chǎn)生誤導。這也是不得不予以澄清的。由于有關(guān)當事人皆已謝世，我們只能就“陶湘與朱啟鈐之間是否存在過領導與從屬的關(guān)系”這個問題客觀地辨明疑點。
關(guān)于朱啟鈐的簡歷，《叩門》已列舉得夠詳細了。但對陶湘的簡歷卻含糊不清，特別是陶湘與朱啟鈐相應時間的工作經(jīng)歷和人際關(guān)系……缺乏對比和對照。因此僅就一九三九年陶湘七十壽辰時所編《涉園七十年記略》的記述與朱啟鈐同期的工作和職務扼要排比如下：

陶湘（1870－1940）
（以下摘自《涉園七十年記略》）
▲ 1889　光緒15年已丑20歲（虛歲，下同）與族兄及業(yè)師陶鈞“相偕赴順天（北京）應試，游大興縣庠。”
▲ 1892光緒18年壬辰23歲“由鴻臚寺序班，捐五品職銜，指項同知實職。加足三班，分省試用，投效山東黃河工次，隨同堵筑，山東濟陽縣灰壩及惠民縣白茅墳等處漫口合龍，異常出力，經(jīng)山東巡撫福潤（蒙族）隨摺保奏，十二月初一，奉（光緒）上諭：‘陶湘著免補本班，以知府分省補用，并加三品銜，欽此’�！�
▲ 1893光緒19癸己24歲調(diào)海軍部內(nèi)學堂，頤和園輪船委員
▲ 1900光緒26年31歲，庚子之亂時“經(jīng)閩浙總督許、浙江巡撫劉，會委辦理閩、浙勤王衛(wèi)軍后路轉(zhuǎn)運、駐清江浦”（淮安）
▲ 1902光緒28年壬寅33歲“以道員用浙江候補知府，呈請加足三班過道員，改指直隸，經(jīng)部核準，七月經(jīng)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委京漢鐵路北路養(yǎng)路處機器廠（即長辛店機車廠）總辦，十月到差”
▲ 1903光緒29年癸卯34歲“二月兩宮祗（慈安、慈禧）謁西陵，隨辦火車駐蹕事宜（負責修筑高碑店至西陵鐵路專線及安排謁陵專用車）。六月調(diào)辦京漢鐵路北路行車事宜，十月到差”（11月丁嗣母憂）
▲ 1905 光緒31年乙己36歲“秋京漢鐵路黃河橋工竣，十二月京漢鐵路全路告成，經(jīng)京漢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湖總督張（之洞）會奏保獎二品銜”
▲ 1906光緒32年丙午37歲“辦理河南彰德合操、運輸主任，改派京漢鐵路全路行車副監(jiān)督”
▲ 1907光緒33年丁未38歲“母憂服闕，以道員引見到直隸，又辦理達賴喇嘛進京、出京護送事宜，十月經(jīng)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調(diào)辦蒙務局總（督）辦，十二月經(jīng)郵傳部咨調(diào)回部，奏派赴江西九江、安徽蕪湖等處查辦鐵路事宜……”
（1908光緒34年11月光緒、慈禧相繼病逝）
▲ 1909宣統(tǒng)元年己酉40歲“二月經(jīng)郵傳部右堂兼商約大臣盛（宣懷）委辦上海三新紗廠總辦”
（從此陶湘退出官場，開始以文會友，集中精力收集整理校勘刻印古籍�！渡鎴@七十年記略》中對歷任官銜職務等皆一筆帶過……，自1910年以后大量篇幅主要記述、記載與收書、校書、刻書有關(guān)的‘人’和‘事’與‘文’，‘用記朋交，抑以自慰’）
▲ 1910宣統(tǒng)二年庚戍41歲“夏，又印昭代名人尺牘續(xù)集24卷，另有小傳附于卷首告成……”
▲ 1911宣統(tǒng)三年辛亥41歲“元和吳印丞氏昌綬，創(chuàng)辦影刻歷代名人全集中之詞，計40種，且為40種提要一卷名曰敘錄，刻至17種，資絀中止，將已刻之木板及未刻之稿本，售歸于予，并以所刻之敘錄歸名于予，予不忍將吳氏成績湮沒，迨甲子年（1924）40種刻畢，前17種為吳氏所刻者，仍吳名雙照樓，予續(xù)刻之23種，始名涉園續(xù)刻詞……”
（此例說明陶湘雖已購得版權(quán)與歸名權(quán)，仍不湮沒他人成績，為學界傳為佳話，吳昌綬后為《營造法式》參校人之一）
……下略……

朱啟鈐（1872－1964）
（以下摘自《叩門》第一章）
▲ 1891-1893（19-21歲，實歲，下同）“隨從姨父瞿鴻機赴四川……‘調(diào)護瞿的起居’……1893瞿離四川之時，出資為朱捐了一個小官”。
▲ 1894（24歲）“朱到瀘州鹽務局簽印所任職”
▲ 1896（24歲）“朱調(diào)管灌口水軍兼救生江船事”
▲ 1898（26歲）“瞿鴻機按試蘇、松、太倉地區(qū)，朱又隨侍左右，并隨瞿進京，被朝庭引見，分發(fā)到江蘇任職”
▲ 1899（27歲）“朱在上海出口捐局任職”
▲ 1902（30歲）“朱送姨母（瞿鴻機夫人）入京，這時瞿已官到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政務部大臣，后又任外務部尚書、地位顯赫，瞿留他（朱）在京”
▲ 1902（30歲）“由瞿推薦入路礦總局任職，不久奉張文達派任譯學館提調(diào)”
▲ 1903（31歲）“升譯學館監(jiān)督”
▲ 1904（32歲）“經(jīng)徐世昌介紹朱與袁世凱相識后即辭去譯學館職，候政北洋”
▲ 1905（33歲）“朱赴津主持天津習藝所工程”
▲ 1906（34歲）“巡警部成立，袁世凱保舉徐世昌任尚書…朱任京師內(nèi)城后又調(diào)外城巡警廳廳丞（相當于警察分局局長）”
▲ 1907（35歲）“瞿鴻機被清庭罷相歸里，朱亦自請開缺（辭職），離京居長沙”
▲　1908（36歲）“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徐奏調(diào)朱任蒙務局督辦（按時間應為繼陶湘之后）1909袁世凱被罷官，徐世昌亦調(diào)離東三省…朱亦被迫辭去蒙務局職
▲ 1910（38歲）“朱到徐世昌主管的郵傳部任丞參，并任津浦路北段總辦，籌建山東濼口黃河橋”
▲ 1911（39歲）“袁世凱東山再起，1911-1912朱任津浦鐵路督辦”
▲ 1912（40歲）“袁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職，任朱啟鈐為交通部總長。
▲ 1913——1916年（41—44歲）“袁世凱任大總統(tǒng)職，任朱啟鈐為內(nèi)務部總長。
1916年3月袁世凱稱帝失敗。
（1916年7月北京政府迫于民意，發(fā)布‘懲辦帝制禍首令’將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8人列為禍首，‘著拿交法庭詳確訊鞠，嚴行懲辦，為后世戒……’，但除顧鰲被捕外，余皆聞訊逃脫，其后雖皆赦免，但朱啟鈐亦從此退出政界，再無正式官銜職務）
……下略……

朱啟鈐在抗戰(zhàn)期間未出任偽職，與羅振玉之流有本質(zhì)區(qū)別。

從以上陶湘與朱啟鈐的年譜可以看出：陶湘自23歲（十足年齡22歲）開始初入仕途即是“欽定”的朝廷三品命官，此后各省、部調(diào)派或委任均需經(jīng)過朝廷準奏后，方能赴任，因此陶湘“君子不黨”的正統(tǒng)觀念根深蒂固，無論境況如何從不趨炎附勢，亦不因依附任何人而隨之進退。光緒逝世后朝政日非，乃退出官場轉(zhuǎn)入實業(yè)界。1902-1905、1907袁世凱曾多次保舉陶湘，1912-1916袁出任大總統(tǒng)后，對陶湘屢次相召，陶湘皆托詞未應。1915袁籌備復辟時，僅由陶湘幼弟陶洙為其設計了祭天朝服及1-9品官服（見照片：“身穿（陶洙設計的）洪憲帝制服的官員”，右為朱啟鈐）�！拔母铩睍r，陶湘后人尚有“洪憲紀念金幣”若干枚，為當年袁世凱所贈。陶湘于1909退出官場后“以文會友”無意宦途，成為我國近代著名藏書家（最多達30萬卷）、版本目錄學家，編訂重要古籍書目15種（其中包括殿本書目十余種）在古籍書目考證方面被學界譽為‘一言九鼎’并為民國以來“以一己之力”校勘刊布古籍最多的藏書家之一。
從陶湘的工作、資歷及與袁世凱的關(guān)系看，陶湘皆較朱啟鈐為早、為高、為深。但陶湘并未附袁！亦不求飛黃騰達，唯以國是為重，校刻古籍，傳之后世。
朱啟鈐1910年始為徐世昌、袁世凱啟用，但1909陶湘既已退出官場，1913后朱啟鈐曾官至內(nèi)務總長，并代理過幾天總理，對北京市政亦有所建樹，但為時短暫，不足三年（其間包括復辟鬧�。┘匆蛟绖P倒臺而被通緝，退出政界。此期間陶湘未應袁氏之邀入仕，所以陶、朱之間無論誰高誰低都不存在領導、從屬關(guān)系。若為友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本不應論高低，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若拉幫結(jié)派、蠅營狗茍、明爭暗斗，甚至對沽名竊譽視為當然，流毒深遠…則必需分清正誤，為后世留下信史�！罢白怨磐�，毀譽于今辯偽真”！
朱啟鈐長于政務，也作過些有益的實事，但在學術(shù)領域本非所長，如何能指導或領導眾多學界名家，其中傅增湘于1918年3月與段祺瑞、錢能訓、曹汝霖等一起進入內(nèi)閣，被認命為教育總長,其時朱啟鈐已無官職全靠徐世昌個人扶持，委任一些臨時性的“專使”頭銜，如何能指導、領導包括教育總長在內(nèi)的諸多名家�？惫偶�？后朱雖為“營造學社”社長，但學社在“陶本”《營造法式》刊行五年后始創(chuàng)立，因果豈能倒置？④
《叩門》作者不顧史實，對已有定論的人和事，委曲婉轉(zhuǎn)撲風捉影、妄加揣測的阿諛奉承之詞，如何能使“讀者放心”？其脫離主題、違反事實，以大量篇幅誤導讀者的不實之詞不知是如何“反復核實”的？不僅已構(gòu)成侵犯陶湘、傅增湘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及人身聲譽之罪責，更可慮者，這種“上下其手”、逢迎褒貶、把水攪渾、營造虛偽“風聞”，致使社會對“假作真來真亦假”的現(xiàn)象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實為社會之大弊。因此宣傳、出版部門肩負辨?zhèn)巍⒋蚣僦厝�，不可掉以輕心！更不應借制假作偽者的虛名以自重而淪為販假者。這不是小事，有關(guān)組織應嚴肅對待！
今年是甲申年，應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钡臅r候了！

▲ 注　1939年陶湘七十壽辰時寓上海，正值抗戰(zhàn)初期“煙塵遍地、國難未紓”本無心做壽，滬上友好虞洽卿、龐萊臣、周作民、錢新之等15人聯(lián)名登報啟事，通報各地友好，為陶湘祝壽之賀禮除詩文外均折實成現(xiàn)金捐贈上海居爾典路災童教養(yǎng)所建房之資。陶湘以自編之《涉園七十年記略》其中將“凡心力之耗于書者悉詳載之，用記朋交，抑以自慰”，答謝祝壽之親友（見附件）。
▲ 注陶鈞光緒19年（1893）中順天鄉(xiāng)試舉人，陶湘之族兄兼業(yè)師，為原對外文委副主任、文化部、中聯(lián)部副部長張致祥（原名管亞強）之外祖父。
▲ 注付增湘1918年3月被任命為教育總長，五四運動后因反對解散北京大學及北大校長蔡元培“倦于內(nèi)哄”不辭而別等原因憤而辭職。一時輿論大嘩，學聯(lián)舉行總罷課，并發(fā)表《上大總統(tǒng)（徐世昌）書》指出：“教育總長傅公，大學校長蔡公，學問、道德中外推重……”反對任命有賄選丑聞之安福系田應璜繼任教育總長，著名實業(yè)家張謇亦通電反對。
▲ 注④ 1919年3月丁本《營造法式》刊行后并未引起注意，1925年陶本《營造法式》刊行后“歐美學者嘗加以詳密研究，著為評論，引起世界工學家注意……”因此1929—30年，朱啟鈐邀集陶湘、孟錫鈺倡議創(chuàng)辦“中國營造學社”，并發(fā)行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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